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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e developer: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我是一部相机”

admin 社会 2020-11-23 47 0

【编者按】

英裔美国作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1904年8月26日-1986年1月4日)曾被以为是“英国小说的希望”,是“最好的英语散文作家”,也被毛姆盛赞“手里掌握着英国小说的未来”。他的代表作《独身男子》、《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类》都曾被改编成影戏。其中,《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类》是他的自传体代表作,纪录了1930年游历欧洲的见闻。本文为该书前言,最初刊于1976年的《纽约书评》(略有改动),作者戈尔·维达尔是美国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和散文家,汹涌新闻经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

一九五四年,我曾与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在米高梅影戏公司一起吃午饭。他告诉我,他刚给女演员拉娜·特纳写了一部影戏剧本。主题是什么?黛安·德·波迪耶[1] 。我大笑起来,他摇了摇头。“拉娜能行的。”他淡淡地说道。厥后我们在片场里溜达,我告诉他我想在影戏公司找一份编剧事情,由于我没法再靠写小说的版税过活了(而且也不想去教书),克里斯托弗用那双明亮的、甚至有些严肃的蓝眼睛向我投来郁闷的眼光。“别,”他异常激动地说道,倚在一辆火车旁,葛丽泰·嘉宝饰演的安娜·卡列尼娜最后一跃就死在这辆火车的轮下,“别像我一样当个粗制滥造的职业写手。”但我俩都知道他只是冒充谦逊。克里斯托弗总是能根据要求给影戏写剧本,同时用自己的方式继续自己的创作。那些被好莱坞毁掉的人从来不值得拯救。伊舍伍德不仅乐成地为摄影机写了剧本,而且众所周知,在他真正的文学作品中,他本人就是一部照相机。

“我是一部相机。”小说《别了,柏林》(一九三九)就以这几个字开篇,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也因此着名。正由于这几个字,他被视为一位自然主义作家(有时被一笔带过),一个只纪录表象的人,一位不乐成的影戏导演。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伊舍伍德在纪录光影和进入他视野范围内的狮子时往往显示得太过公正无私,但他也总会带来惊喜;在看似清淡无奇的叙事中,作者会突然为正在阅读的读者拍摄一张宝丽来照片,他通过巧妙地使用第二人称代词到达这种惊人的效果。相对于伊舍伍德的作品,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

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若干处在英美文学界的中央,他受到了同伙、熟人和读书会承办者的亲热关注。随着二十、三十、四十年代回忆录的不停积累,伊舍伍德始终作为主要人物泛起,若是说某些对他的形貌与他本人不相称,那是由于他并不是一个容易描绘的角色。同时,他还优美地把自己投射在了《柏林故事》《狮子和影子》《南下接见》和《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类》中,任何一位想再次勾勒这头狮子之影的人都难以无视这些作品。究竟,再没有比镜子更难以描绘的器械了。

对伊舍伍德的最佳描绘泛起在斯蒂芬·斯彭德的自传《天下中的天下》(一九五一)里。和伊舍伍德一样,斯彭德也是第一次天下大战后刚成年的中上层阶级的一员。对于少数能进入合适的中小学和大学的幸运儿来说,战后的英国仍然是一个自足的小社会,每小我私家都熟悉其他人。事实上,英国社会只是学校的一种延伸。但就在伊舍伍德和斯彭德这代人登上舞台之前,校园天下里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上一代毕业生中较优异的那一批在第一次天下大战中丧生,而伊舍伍德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长长的阴影笼罩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那是他们死去的父亲和兄长,也是死去的或者弥留的态度看法。空气中弥漫着作乱的气氛。新的事物即将泛起。

每个时代都有一些人物,他们在小时刻就已经显露出未来的容貌,他们就是萌芽中的明星。人们想要结识他们、模拟他们、摧毁他们。伊舍伍德正是这样一位人物,而斯蒂芬·斯彭德在结识他之前就已对他着迷。

十九岁的斯彭德是牛津的本科生;另一位本科生是二十一岁的威·休·奥登。而伊舍伍德本人(比奥登大三届)已经脱离学校进入社会了;他有意考砸了一次笔试,使自己被剑桥开除。他有意识地从平安恬静的大学天下中挣脱出来,伶俐郑重的奥登十分尊重他。斯彭德写道:“在奥登看来,[伊舍伍德]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意见。他只是对人感兴趣。他既不喜欢他们,也不憎恶他们,对他们也没有赞成与否的判断。他只是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写作素材。同时,他也是奥登绝对信托的批评家。若是伊舍伍德不喜欢一首诗,奥登会毫无异议地把诗毁了。”

奥登也会折磨年轻的斯彭德,“奥登不给我结识伊舍伍德的机遇。”只管写于二十年后,斯彭德仍忍不住弥补道,“那时伊舍伍德并不着名。他出书了一部小说《全是谋害家》,从出书商手中挣到了三十英镑的预付款,书并没有获得很好的评价。”但正如斯彭德所认可的那样,伊舍伍德已经是一位传奇人物了,世俗的乐成与否和传奇无关。最终,奥登把他们先容给了相互。斯彭德并不失望:

仅仅通过形貌自己的生涯和他对这些事情的态度,他就简化了所有困扰我的问题……伊舍伍德有一种稀奇的性格,他既迷人又惹人憎恶,既亲热又刻薄……他的信心里有努力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他谈到自己被治愈、被拯救的时刻,语气之猛烈不亚于任何一位救世军成员。

在伊舍伍德最早的回忆录《狮子和影子》(一九三八)中,我们看到了伊舍伍德对斯彭德的第一印象,那是一种反打镜头(斯彭德写《天下中的天下》时已经知道这些了):“[斯彭德]朝我们冲了进来,脸涨得通红,高声傻笑着,效果被地毯边缘绊了一跤——一个身体极高、步履拖沓的十九岁男孩,一张罂粟深红色的大脸,一头乱蓬蓬的鬈发,一双风信子般的蓝眼睛。”摄影机转动,捕捉整个场景。“刹那间,无须先容,我们就放声大笑,高谈阔论起来……他生涯在一个自创的、引人入胜的戏剧天下里,每个新熟悉的人都立即被征召去饰演一个角色。[斯彭德]照亮了你,”(第二人称现在最先占上风了,影戏的画外音最先从听觉上引诱观众)“就像一位显示主义的制片人,使用最粗拙和最怪僻的聚光灯:你变了形,变得夸张、阴险、荒唐得云云精彩或是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这取决于他对你的角色武断的预先安排。”你,聚光灯,制片人……

在《回音廊》一书中,出书人、评论家约翰·莱曼形貌了自己一九三〇年第一次与斯彭德碰头的场景,说他“谈了许多关于奥登的事情,奥登和他持有许多相同的看法(实际上是奥登启发了他)。还谈到了一位年轻的小说家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他告诉我此人定居在柏林,生涯于赤贫之中,是一位反抗我们所在的英国的起义者,比他更厉害”……莱曼厥后去了霍加斯出书社,为伦纳德和弗吉尼亚·伍尔夫事情,他促使伍尔夫配偶出书了伊舍伍德的第二部小说《纪念碑》。

莱曼注意到新一代小说家伊舍伍德:

比我个子矮许多,然而他拥有支配性的气力,智力或想象力出众的小个子往往都有这种气力。我小我私家一直很喜欢这样一种理想:组成我们文明存在基石的最残酷的战争……是高个子与矮个子之间的战争。

即便云云,“不被他吸引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我们第一次碰头后的几个月里……我们的关系仍然相当正式:也许是由于当他的笑容消失时,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种恐慌的气氛。他好像流露出疑虑,嫌疑自己最终照样与‘敌人’同流合污了。‘敌人’这个词语中透出一股纯粹的愤恨,它涵盖了使他自动阻隔于英国生涯的一切缘故原由”。

影戏《独身男子》海报

《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类》讲述了伊舍伍德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九年的生涯。其叙述(基于日志,整体上以第三人称写成)衔接了《狮子和影子》的末端“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二十四岁的克里斯托弗脱离英国,生平第一次去柏林”。故事竣事于十年之后,伊舍伍德移民至美国。伊舍伍德说《狮子和影子》里写了他“十七到二十四岁的生涯。不外那书并不真是自传性子的。作者隐瞒了关于自己的主要事实……给角色起了虚构的名字”。然则“现在我要写的这本书,将会只管写得坦率、真实,尤其是关于我小我私家的内容”。伊舍伍德的意思是他会在性生涯方面坦诚;而且他确实做到了。他也是最有数的那种人——客观的自恋者;他把自己看得清清晰楚,并绝不犹豫地为我们纪录下镜子里那张脸所积累的线条以及给人格增添瑕疵的怪僻影子。

我接连读了这两本回忆录,发现在半个世纪的跨度里伊舍伍德险些没什么转变,这何等新鲜。他的行文气概从头至尾都是一致的。从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的转变并没有影响他看待事情的方式,固然,正是这种感知详细天下的方式,才使伊舍伍德与众差别。他稀奇善于通过经心的说话来形貌外表,以示意出人物的心理特质。《狮子和影子》里有这样一段:

[查莫斯]蓄了小胡子,看上去和我心目中蒙马特的年轻诗人一模一样,比法国人还要法国人。现在他看见了我们,朝我微微挥手打招呼,这是他的典型动作,犹豫、羞怯、半取笑的样子,像是在戏仿自己。查莫斯习惯性地用零零碎碎的手势、做了一半又放弃的动作和说出口的半句话来表达自己……

然后这双锐利的眼睛转向了叙事者自己:

走下通往餐厅的楼梯,我不再是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而是一个撒旦般高慢、冷漠、不可理喻的恶魔;一位知晓一切、饶恕一切的人类救世主;一位茶几上的福音传道-殉难者,纵然面临客厅里最残酷的折磨,也只会礼貌地递上抹了黄油的司康饼。

这位影戏导演在拍摄场景时,总会在布景的某处放上一面镜子,这样镜子就会纪录下他在拍摄过程中的显示。

一九三八年《狮子和影子》出书时,伊舍伍德三十四岁。此时他已经出书了三部小说:《全是谋害家》《纪念碑》和《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他还与奥登合写了戏剧《狗皮人》和《攀缘F6峰》。最主要的是,他笔下最优异的人物终于在《诺里斯先生换火车》中首次登场;伊舍伍德绝不费力地塑造了“伊舍伍德”这小我私家物。柏林故事中的“伊舍伍德”是一位若干有些乏味却又颇为神秘的叙事者。他仔细地考察生涯,可是对任何事情都不太投入。这原本可能是叙事者的局限性,作者却神奇地将之变成了一种美德。

斯彭德在形貌柏林时期的伊舍伍德时,说他偶然“抑郁、缄默或浮躁。有时,他会和萨莉·鲍尔斯或诺里斯先生同坐在一个房间里,一言不发,好像拒绝令他笔下的人物活过来”。但他们正是属于伊舍伍德的角色。他的生涯中“环绕着笔下人物的原型,就像一个糟糕画家给某位作家画的肖像,画面中作家坐在椅子里沉思,而他小说中的人物围绕着他,顶着一团用清漆绘制的脏兮兮的发光云朵”……伊舍伍德不仅拒绝了熟悉而恬静的剑桥,拒绝了伦敦的文学生涯,他还拒绝了自觉的唯美主义。他选择在柏林过无产阶级的生涯。斯彭德告诉我们:“他相当贫穷,险些不被认可。他的小说《全是谋害家》被削价出售。”斯彭德再次提到了这一点。即便云云,斯彭德意识到伊舍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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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一个履历了反抗怙恃、反抗传统道德、反抗正统宗教等阶段的年轻起义者……他站在缔造艺术作品的气力这一边,甚至超过了他对艺术自己的兴趣……他憎恶教育机构,甚至憎恶已往某些艺术作品的声誉,实在是憎恶它们阻挡在人与人之间,使人们无法直接而公正地看待相互。

在《狮子和影子》中,伊舍伍德写到了学校、友谊,写到了他想成为……成为“伊舍伍德”,一个尚未完全成形的角色。奥登很晚才在书中登场,只管他很早就泛起在了伊舍伍德的生涯中:他俩读预科学校时就在一起了。奥登比伊舍伍德年轻,他想“成为一名采矿工程师……我对他的主要印象是顽皮、狂妄,他会由于知道一些肮脏刺激的隐秘而自满地笑,惹人干着急”。奥登已经知道了性的秘密,而其他人还不领会。

七年之后,奥登和伊舍伍德才再次重逢。“一九二五年的圣诞节前夕,一位配合的熟人带他来品茗。我发现他险些没什么转变。”奥登“告诉我他现在在写诗:他在宣布这个新闻时有意显得十分随便。我异常惊讶,甚至有些不安”。但随后不可避免地,这个时代的诗人与小说家结成了同盟。诗人给小说家带来了更深的惊喜。奥登“对性的态度简朴明了,绝不压制,令我十分震惊。他并不是什么唐璜,不会四处寻欢作乐。但对于能获得的一切,他都坦然接受,而且兴致高昂,就如同他坐下用餐时展现出的好胃口一样”。

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与W.H.奥登(右),1938

艺术与性,这两个主题在伊舍伍德的回忆录中相互交织,但在《狮子和影子》里,我们并不知道他所谓的性到底是什么样的,缄默的三十年代克制人们坦率地谈论它。在《克里斯托和他的同类》里,伊舍伍德填补了这一空缺;他把性和爱都讲得相当清晰。这两位引领时代的诗人和小说家对男孩们怀有的不只是欲望,另有一些证据说明他们的行为呼应了马洛[2]那句伟大的台词:我发现不喜欢烟草和男孩的人都是傻瓜。

“现在我要写的这本书,将会只管写得坦率、真实,尤其是关于我小我私家的内容。”然后作者切换到第三人称:“中学时,克里斯托弗曾爱上许多男孩,对他们充满浪漫的盼望。上大学时,他终于乐成和一个男孩上了床。这完全要归功于对方的自动。当克里斯托弗感应畏惧,想就此打住时,谁人男孩锁上了门,坚定地坐到克里斯托弗的大腿上。”对于一个比克里斯托弗小二十二岁的美国人来说,谁人时代英国人的发育滞后简直叫人震惊。在华盛顿特区,青春期最先于十岁、十一岁、十二岁,两个孩子若是都赞成,他们之间可以有喧闹纵容、独出机杼的性关系。伊舍伍德告诉我们,他“之后另有其他履历,都很愉悦,但没有一次令人完全满足。由于克里斯托弗感应羁绊,那时这在上层社会的同性恋者中并不罕有;和来自统一阶级、统一国家的人相处,他无法在性方面放松。他需要一个工人阶级的外国人”。谜底就是德国。“对克里斯托弗而言,柏林意味着男孩子。”奥登马上先容他去了“惬意角落”,一个供无产阶级年轻人厮混的地方,克里斯托弗在那里结识了一位金发男孩布比。“在克里斯托弗的恋爱神话中,布比是第一位像样的主角候选人。”

约翰·莱曼的小说《在纯粹的异教意义上》与伊舍伍德的回忆录不仅在时间和地址上有重合,另有一种相似的对性的关注。莱曼的叙事者写道:“我痴迷于这样一种欲望:想要与来自完全差别阶级和靠山的男孩做爱……”这种对身份差异的盼望并不罕有:不管是异性恋、同性恋照样双性恋,这场游戏里总是会有“门欠妥户纰谬”的情形。而我嫌疑,中上层阶级男性对下层阶级青年的盼望,主要出于对自己阶级的恐惧。有些男性不像伊舍伍德、奥登这样意志坚定,性方面的答应可能导致其中一方心理溃逃。

伊舍伍德形貌了他与异性的实验:“她比他大五六岁,随和、时髦、诙谐……他以为受惊又有趣,原来自己这么容易就能把平时的姿势和动作用到这位不平时的朋友身上。他感受到好奇和玩一种新游戏的兴奋。他也感受到了情欲,但那主要是自恋……”然后:“他问自己:我想跟更多的女人或女孩上床吗?固然不想,只要我能拥有男孩。为什么我更喜欢男孩?由于他们的形体,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气息和他们行走的姿态。而且男孩可以很浪漫。我可以把他们放进我的神话里,可以与他们相爱。女孩可以是极其优美的,但从不浪漫。实在,我以为缺乏浪漫正是她们最可爱的地方。”这一切都透着一种苏醒(即便谈不上精准)的常态。

然后,伊舍伍德从小我私家转向整个群体,他注意到社会对每小我私家施加的疯狂压力,即要求人人都是异性恋者,并不惜一切代价否认相反的天性。由于事实证明异性恋关系对伊舍伍德来说也很容易,他本可以加入大多数人的行列。然则起义的自我阻止他这样做,他带着马丁·路德般的气忿宣布:“即便我的个性和他们的一样,我也应该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反抗他们。如果男孩们不存在,我也必须把他们缔造出来。”伊舍伍德对他所谓的“异性恋专制”发起了不懈的、令人钦佩的战争,现在同性恋者在美国和英国“享受”到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勇敢做出楷模、高声疾呼的效果。

在柏林,伊舍伍德和一个叫海因茨的工人阶级男孩生长出了稳固的关系,《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类》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他们的配合生涯的,那时希特勒最先上台执政,曾经吸引了伊舍伍德的自由而恬静的柏林变得貌寝起来。由于海因茨的身份文件有问题,伊舍伍德和他一直不停地在欧洲替换居住地:哥本哈根、阿姆斯特丹、加那利群岛、布鲁塞尔。最终海因茨照样被困在了德国,被迫服兵役,踏上第二次天下大战的战场。然则他事业般存活了下来。战争竣事后,伊舍伍德见到了海因茨和他的妻子——对于我们这个新瓦格纳时代的任何一首田园牧歌来说,这都是最令人满足的了局。

与此同时,身为作家的伊舍伍德也在不停发展。关于柏林的故事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狮子和影子》也是同样,另外另有与奥登互助的最后几部诗体戏剧。最终,他不可避免地坠入了影戏界……这是注定要发生的事情。在《狮子和影子》里,伊舍伍德写道:“我一直对影戏很着迷……我是个天生的影迷……我以为这与‘艺术’毫无关系;我已往就对人的外表有着无尽的兴趣,现在依然云云——他们的面部脸色,他们的手势,他们走路的姿态,他们重要时的动作……影戏把人放在显微镜下:你可以盯着他们看,你可以像考察昆虫一样考察他们。”

伊舍伍德受邀为导演贝托特·菲尔特尔写影戏剧本。“贝托特·菲尔特尔以弗里德里希·伯格曼的形象泛起于中篇小说《普拉特的紫罗兰》中,这篇小说是十二年后揭晓的。”伊舍伍德和有趣的菲尔特尔一拍即合,他们一起创作了影戏《小同伙》。从那时起,最好的英语散文作家就靠写影戏剧本养活自己。事实上,我接触到的第一部伊舍伍德作品不是小说,而是他写的影戏《天堂怒火》,十六岁时的我以为这部影戏精彩极了。“月亮!”疯疯癫癫的罗伯特·蒙哥马利吟诵道,“它盯着我,像一只伟大的眼睛。”英格丽·褒曼哆嗦了一下。我也是。

现在对文学感兴趣的年轻人(他们只是极少数,相比之下更多年轻人喜欢那种最清淡、最容易、最慵懒的艺术形式——影戏)很难意识到,西利尔·康诺利曾将伊舍伍德视为“英国小说的希望”,而我们这些在二战中长大的人则将之奉为大师。我以为人们对伊舍伍德作品的相对忽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放弃了英国籍。在战争发作前,他与奥登一起移居到了美国,这在那时引起了不少人的敌视(令人不齿的伊夫林·沃在《多升几面旗》中就粗陋地取笑了他们)。最终,奥登的声誉险些没有受到影响。由于那时人们以为诗人是可以又疯又坏、不宜阅读的,但人们期待散文作家即便谈不上有责任感,也应该行事不出人意料才对。

在美国,伊舍伍德首先受到了贵格会[3]的吸引,接着转向吠檀多派[4]。厥后,他成了同性恋解放运动的激进代言人。若是说他对克里斯托弗的同类的辩护有时尖锐逆耳……好吧,在一个对同性恋深恶痛绝、盲目恐惧的社会里,有许多器械需要我们高声宣传。无论如何,伊舍伍德对道德的任何一种关注都不可能使他受到文学界的青睐,由于这个文学界正是由老学究、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中产阶级和异性恋者组成的。然而他最好的一些作品正是在美国写成的,包罗读者手中的这本回忆录,以及小说《独身男子》与《河畔相会》。最主要的是,他总能歪着脑壳看待天下,即便他居住在圣莫尼卡——这是一个阴郁的地方,就连同性恋家庭也像《美妙家园》杂志拍摄的那些异性恋配偶一样,在淡褐色的太平洋天空下享用细腻的早午餐。

《独身男子》

在伊舍伍德的文学生涯中,最感动我的并不是他坚持做自己的坚韧意志,而是他始终清晰晓畅、从不拖沓懈怠的散文气概。伊舍伍德的句子里没有多余之处。动词有力,名词精准,形容词很少。第三人称叙事出乎意料、引人入胜,而第一人称则是一位很好的向导,从不忸怩作态。

伊舍伍德的文风是不是太简朴了?西利尔·康诺利曾在《答应之敌》(一九三八)中示意担忧:“[伊舍伍德]很有说服力,由于他是云云谄媚般地温顺而低调,没有什么能叫醒他,没有什么能让他震惊。在暗地里看不起我们的同时,他又宽容得不能再宽容了……不外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伊塞伍先生——”(康诺利在探讨伊舍伍德的柏林故事)“可不是一头大傻牛,由于他并不是一定要与笔下人物及其靠山站在统一条战线上的,而海明威出于其艺术理念则必须这么做。然则,伊舍伍德本可以加倍细腻、聪慧、精于表达。”伊舍伍德回复康诺利:“在谈话中,伊舍伍德……表达了他对建构的信心,以为这是走出逆境的方式。作家必须誊写能被最大多数人明白的语言,民众的语言,而他作为小说家的才气应当体现在考察的准确性、情景的合理性以及对整本书的建构中。”

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伊舍伍德一直保持着这种审美观。当放弃康诺利所说的“官话式写作”时,他显示出了相当大的勇气。但厥后的伊舍伍德甚至比早期的“照相机”更精彩,由于他不再是一个匿名、中立的叙述者。他也会感应震惊,他也会生气。

在《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类》中,伊舍伍德思索该以何种态度看待即将到来的对德战争。“克里斯托弗对自己说,如果我掌握了一支纳粹军队的生杀大权,只要按下一个按钮就能把他们炸飞;那支军队里的人因折磨杀戮平民而臭名昭著,只有海因茨一人破例,那么我会按下按钮吗?我不会——等一下,如果我知道海因茨本人由于怯懦或道德上受到感染,已变得跟其他人一样坏,而且介入了他们的所有罪行呢?那我会按下按钮吗?克里斯托弗绝不犹豫地给出谜底:固然不会。”这就是艰难时刻一位人道主义者发出的呼声。我们唯有希望,在克里斯托弗的生涯和作品的指导下,他真正的同类会越来越多,即便他们(我们)云云明智地拒绝繁衍。

注释

1.Diane de Poitiers(1499-1566),法国国王亨利二世的情妇。

2.Christopher Marlowe(1564-1593),英国剧作家、诗人。

3.Quakers,兴起于17世纪中期英国及其美洲殖民地的一个宗教教派,具有神秘主义色彩。

4.Vedanta,印度传统六派哲学中的一派。

《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同类》,【美】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著 陶凌寅/译,上海译文出书社,2020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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